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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送给农民的新年厚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为总参某通信团官兵解读中央一号文件 本报记者杨祖荣

2019-02-02 01:35

  连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7年锁定“三农”领域。为帮助官兵更好地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总参某通信团2月5日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同志来到部队,与官兵现场互动交流。这里摘登的是专家答部队官兵的提问,以飨读者。

  种粮效益有“两个杠杆”确保不让农民种粮倒贴钱,一个是补贴,另一个是价格。

  农民增收农民收入的增长,还是要依靠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目前,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已超过40%。

  劳力升值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让农村劳动力升值。让所有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

  城乡统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双轮驱动”,要统筹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留守儿童全国每五个农村儿童里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要让外出务工的父母可以把孩子带进城里上学。

  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让农村的资金能留在农村,最好把城市的资金也引到农村,提高对农民的覆盖率。

  土地承包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农民的土地权利永远得到保护,这是中国农村长治久安的基础。

  韩俊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从没离开过一个“农”字:生长于农村,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从事过的所有工作也都与“三农”问题相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学生时代韩俊就开始持续关注和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在随后几年的研究报告中,他提出要通过城乡协调发展解决农村问题,主张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诸种制度束缚,呼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就跳出了就农业谈农业的传统框架,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2001年,37岁的韩俊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一职,并在此完成了从理论研究向政策研究的转变。多年来,他深入田间地头调研,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专著,就“三农”发展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

  团政委张国建:今年一号文件发布后,我们组织官兵进行了认真学习,大家反应都很热烈积极,为一号文件里一条条“真金白银”的惠农强农政策叫好。这是一号文件连续第七年锁定“三农”,请问这中间有着怎样的背景和脉络呢?

  韩俊:中央明确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是在农村,所以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制定了七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我也都参与起草了。这七个一号文件充分说明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下更大的决心,下更大的力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农村的问题。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2003年底,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那是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就中国的“三农”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说,“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理解这是党中央对全国农民郑重的政治承诺。

  团政治处主任季一满:在学习一号文件时,很多来自农村的官兵结合家乡实际,谈起了农村这些年的变化,大家越谈越高兴,都夸党的政策好。

  韩俊:这七个一号文件可以说是深得民心,大家只要到农村去看一看,跟农民聊一聊,就会发现农民的气是比较顺的,这几年农民得到的实惠是越来越多。今年是第七个一号文件,在前面六个一号文件的指导下,全国粮食生产连续6年丰收,农民收入连续6年保持较快增长,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一万亿斤。可以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严重自然灾害侵袭,去年的“三农”工作依然取得了骄人成绩,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教导队新兵班班长赵彦佳:我来自革命老区甘肃会宁。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直到参军入伍。这些年,常听乡亲们说,现在政策好,农民负担越来越轻了,种粮不交税还有补贴。但是,乡亲们也担忧好政策能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韩俊:在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是从减轻农民的负担问题入手的。我们用6年的时间,从2000年试点,到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刚开始很多人对此想不通,认为农民不交税就没有集体的归属感;有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如果农民不交税,就没有办法治他了;还有的说,如果农民不交税,他们怎么爱国呢。我参加一次座谈会时就说,农民不交税会更爱,会更爱我们的国家。取消农业税的道理很简单,农民种地得到的微薄收入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的,这是农民用来生存的钱,国家不能再对农民的生存收入课税了。我们城里人交个人所得税还有个起征点,起征点以下的收入是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存用的。我们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实惠,1998年农民交的各种农业税费接近2000亿,如果中央没有取消农业税,现在农民每年交的各种税费早就突破3000亿了。

  这些年,中央支农惠农的政策一直在延续,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每年都在加大。尤其是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不断增加‘三农’投入”,这个提法意义很不一般。以前,总量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但比例有的年份可能还有降低。现在不仅要求总量增加,而且比例要提高,这是个更高的要求。

  赵彦佳:入伍时乡亲们对我说,好好干,将来争取留在部队,在大城市生活。城市生活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梦想。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投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请问韩部长,今年一号文件在改善民生方面又有什么亮点?

  韩俊:今年一号文件在改善农村民生方面有很多新的亮点。比如,农村的饮水问题,我们今年计划解决农村6000万群众的饮水困难问题。用电的问题,新一轮的电网改造已经启动,现在农民的家电越来越多了,以前的电网已经不适应了。路的问题,现在的路,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乡镇都通上水泥、柏油路。气的问题,这几年国家花很大力气在农村推广沼气,很多农民家里都有沼气,生活设施得到了改善。

  还有一个新的亮点——房子,现在什么人最需要改善住房条件?城市的低收入者和进城的农民工,包括农村的一些困难家庭。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讲,其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住房,农村的小伙子娶媳妇,人家姑娘都是先看房子后看人,住的不好找媳妇都难。去年,中央财政拿出45亿元,在23个省为80万农民进行危房改造,今年又要推进建材下乡、扶持农民自建住房,作为改善农村民生、扩大农村需求的重大措施,也就是说以后农民盖房子政府也给予扶持,“建材下乡”就和“家电下乡”一样,农民买了建材国家就有补助。

  七连中士张小辉:我回家探亲,发现现在村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我的同龄人,他们高中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大多选择出去打工了。人们普遍认为,种地没出息。可如果没人去种地,土地被撂荒,那我们吃的粮食又从哪儿来呢?请问韩部长,国家该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呢?

  韩俊:农民之所以不愿意种粮,就是因为种粮的效益太低,现在中央制定了粮食的最低收购价,这也只能保证农民有一个最低的收益,保证农民不亏本,但是农民种粮的效益和种菜、种果树、种花等相比还是最低的,农民辛辛苦苦种一亩地一年最多也就是挣个三五百块钱。农民过去种地是不算劳动力成本的,劳动力在农村是无限供给,但现在农民种地要算劳动力成本。北京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工一天80块钱,有点技术的一天能挣150块钱。把劳动力的成本全都要算进来的话,农民种粮食是不赚钱的,所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要提高对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所以现在农民种粮的话,有“两个杠杆”确保不让农民种粮倒贴钱,一个是补贴,另一个是价格。

  七连四级军士长甘从东:我来自农业大省河南。在我们那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种粮大县,一般也是财政穷县,要靠国家财政救济。据说,这种现象在全国还比较普遍。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韩俊:应该说,这个问题中央一直都很重视。确实,现在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我们的GDP中农业只占10%,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还占不到1%,但是如果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出了问题,我们的物价就稳不住,我们的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然粮食连续六年增收,但是我们粮食并不是多得不得了,我们粮食还是一个紧张的平衡,是一个脆弱的平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强制的平衡,因为种粮对农民来讲效益太低,种粮对地方政府来讲太不划算,如果我们一旦忽视粮食生产,粮食马上就有可能出现滑坡。

  为了破解“种粮大县”也是财政穷县的难题,今年中央提出了要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提高粮食主产区的人均财力水平,将来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风险基金全部由中央来出。

  甘从东:我们老家耕地本来就很紧张,可近几年,县城搞新城建设,征用了不少耕地,用于城市开发建设。县领导说,土地种田的收益哪比得上房地产开发!请问部长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韩俊:地上盖房子卖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如果每个村子的人都卖房子给城里人,城里的房价当然会降下来,但是我们的粮食肯定就不能自给。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人口比美国多10个亿,是日本人口的10倍,比韩国要多30倍,要养活这么多人,在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粮食问题上,是不能有一丝含糊的。在所有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里面,粮食问题肯定是排在首位的,粮食安全比能源安全都要重要。虽然说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但我国现在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面临诸多挑战,多边、双边冲突有增无减,所以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定不移地立足自给。

  七连上士崔亚东:去年,我们国家农民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可我们也要看到,农民现在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请问韩部长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韩俊:要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最难的就是要让农民富裕起来,现在全国农民人均耕地只有区区1.5亩。别看现在粮价比较高,农民很高兴。但靠种地最多能够解决一个温饱问题,单纯靠种粮农民不可能富到哪里去。就是调整农业结构,大家都去种菜、种花,用不了几年,价格也会跌下来。所以说,光靠农业本身,农民根本不可能致富。农民收入的增长,还是要依靠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这个工资性收入主要就是靠打工了。目前,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超过40%,排到第一位了。

  崔亚东:在农村,种地不行就靠外出打工。可是听一些打工的同学说,现在打工收入也一般。请问这种状况有无改观迹象?

  韩俊:近几年农民工工资有了一些增长,但幅度不是很大。我记得5年前在广东调研的时候,认真分析了一下农民工的工资,跟10年以前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当时儿子出来打工跟老子当年出来打工挣得差不多。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各地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廉价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应该结束了。企业家们如果再不给农民工涨工资,他们会用脚来投票。政府也要完善相关的法律,保护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光靠转移农民还不够,还要公平地对待外出就业农民,形成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让他们真正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韩俊:我经常讲,“三农”政策不能够见物不见人。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让农村劳动力升值,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几年前我去日本,见到一个在全世界很有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写了一本《日本如何追赶美国》的书,其实这个书的结论只有一句话:教育的追赶一定要优先于经济的赶超。100年以前,日本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美国的20%,现在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5%。我们国家现在农村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年多,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但只相当于美国100年以前的水平,日本1945年以前的水平。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以父母之心来办教育,一定要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要让所有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否则我们谈不上追赶。

  今后,应该在农村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加快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一个国家要是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就不可能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能力光靠科学家是不够的,也得靠职业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

  通信总站副政委王令波:韩部长今天来到官兵中间座谈,机会难得,我也从总站赶过来旁听、学习一下,借此机会向韩部长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次一号文件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题,并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请问我们的城镇化该怎么搞?

  韩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双轮驱动”,要统筹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农民从农业和土地中解放出来,要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待遇,要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创造一种让农民能够进得了城,又能够在城里留得下的制度环境。今后15年左右,将是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估计将会有两亿以上的农民,由农村转入城市。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我们看到,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对广大农民兄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政治处保卫股干事霍黎明:我老家在河南信阳,那里是全国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市。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出现许多“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老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等问题凸显,这些问题如何妥善解决?

  韩俊:我曾问过一位同样来自信阳的同志这样一个问题,“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回答说:“一个是小孩问题,一个是老人问题”,这和你问的问题完全一样。我前不久和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同志在交谈中,他也讲到,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当前情况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全国每五个农村儿童里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健全,多是由老人带养大的,有的父母两三年都不回去。对此,全国不少地区做了探索。信阳在这方面就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当地建立了不少留守儿童的组织机构,很多学校专门针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还专门建立留守儿童学校。

  解决留守儿童的上学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为这些外出务工的父母创造条件,让父母进城后可以把孩子带进城里上学。还是拿信阳举例,信阳在北京市就建有几十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问题。

  农村处于大变革之中,农村老龄化比城市要严重得多,解决农村“空巢老人”问题,应提倡农村建设集中供养的养老院。

  五连上士江智利:我来自四川省自贡市,爱人是一名大学生村官,她在考取村官前想为新农村建设做点贡献,也有很多好的想法。但到实际岗位上后发现想法受到很多限制,待遇也不高,感觉前途有些迷茫。请问怎样才能调动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积极性,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在农村扎根创业?

  韩俊: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大学生村官到岗之后,乡党委书记给他讲的第一课就是教他怎样洗衣服。关于大学生村官的问题,我想,第一,大学生村官到岗以后首先应该努力适应新环境,因为大学的文化和乡村的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要努力把自己融入到农村,让老百姓认同你,相信你,这是很关键的。

  第二,政府要为大学生村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对大学生村官进行一些培训,因为他们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到了农村不一定派得上用场。要让大学生村官能够带领当地老百姓创业。

  第三,要让大学生村官感到有前途、有干劲。现在北京市的大学生村官在三年期满后,选择继续留在农村工作的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留下来的人想加入当地的公务员队伍,我们在招考过程中应该有相应的优惠政策。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每年都有十几万大学生村官下到基层,三年一个周期,怎样才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农村确实是一个适合自己干事业的舞台,愿意长久地留下来。我觉得目前最需要的还是为他们多创造条件。

  九连中士车斌:我打算退伍回乡后自己创业,办一个水果加工厂,可缺乏启动资金。听父亲说,现在农村贷款比较难。请问韩部长,国家该如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扶持农民贷款创业?

  韩俊:你的困惑也是许多农民朋友的困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农村金融应该说是我们“三农”政策的一个软肋,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大的制约,也是我们整个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村的资金能留在农村,最好把城市的资金也引到农村,要提高对农民的覆盖率,农村金融要由“抽血”向“输血”转变,要让更多的金融机构进来。

  副政治教导员李晓剑:我来自河北宁晋县。请问韩部长,中央多次讲过要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

  韩俊:中央一号文件说要强化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后劲。这个基础包括:一是基层组织,农村要有好的带头人,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目前已有13、14万了,还有很多经培训后也成为村子的带头人。二是农村基层的公共服务机构,这几年做得最多的就是在农村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有敬老院、有托儿所、有超市、有警务站、有储蓄所。三是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是水利。四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80年代是15年不变,1993年以后变成30年不变,总书记2008年在安徽小岗村告诉农民是长久不变。以前大包干是给农民“穿了一双合脚的鞋”,现在提出长久不变,就是给农民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会永远得到保护的,这是中国农村长治久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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